在中国军事博物馆有一个建军史展览,展览了建军史上的大量珍贵史料和文物,透过史料和文物,我们正真看到了波澜壮阔的战争史,在建军史中有少量医疗卫生工作的缩影,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物。 战争与医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战争必然导致大量的伤亡和疾病,尤其是在过去医学不发达,消毒灭菌做不好,战争的死亡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当场死亡,而是创伤或手术导致的死亡。现代护理学创始人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线看护伤病员的过程中成功运用清洁、消毒、换药、包扎伤口、改善环境等注重心理调节和营养补充,就让伤病员的死亡率从42%降低到2.2%。在历史上,战争是许多医学进步的推动力量。 在现代战争中,医学在许多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医学和科技的进步使得许多伤病的治疗变得更加有效。例如,现代的外科手术技术和药物医治能挽救大量患者的生命。另一方面,医学在战争中也面临着许多困难,例如缺乏医疗设施和人员、战地环境的恶劣等等。 此外,战争还促进了医学的研究和发展。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医学家和科学家通过个人的工作,使得抗生素的发现成为可能,从而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二战期间,医学家和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推动了放射治疗技术和心血管外科手术等领域的发展。战争中的医学工作还能够给大家提供大量的数据和案例,供医学研究者做多元化的分析和研究。战争与医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战争催生了许多医学进步和发展,医学的发展也为战争伤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在红军建军史上,医疗卫生工作应该说对红军很有重要的作用,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们充分的利用有限的资源,对伤病员进行救治,防治传染病,对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保存红军的战斗力,减少战争的伤亡,发挥重要的作用。 井冈山革命时期的医学条件相对较为艰苦,医疗条件和水平较低,医疗资源匮乏,医疗设施简陋。在井冈山革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伤员和病员数量众多,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医疗设施和药物严重短缺,因此医学存在着较大的困难。为了处理伤员和病员,红军只能利用草药和自然资源来治疗伤病。红军医疗队每次行军都会携带医药箱,进行基本的创口处理和包扎等急救处理,但是对于严重伤员和病情复杂的情况缺乏有效救治手段,有可能会出现伤亡和死亡。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红军士兵、村民和医护人员积极学习基本医疗知识和技能,自学自用,互相帮助,以应对紧急的医疗情况。同时,也发展了一些传统中医和草药疗法,如采用小米加红糖来治疗贫血,采用附子和青木香治疗感冒等。 井冈山革命时期的医疗条件和水平相比来说较低,但红军士兵、村民和医护人员积极学习基本医疗知识和技能,自学自用,以弥补医疗资源的不足,并发展了一些传统中医和草药疗法,以解决医疗急需。这也为日后的医疗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傅连暲(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将军衔)行医时使用的量杯、洗眼杯。(一级品) 他是红军中有名的医学家,党的第一位红色医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规医院中央红色医院,在军中被誉为“红色华佗”,人称“医疗将军”——他就是开国将军傅连暲。 1929年,红四军入闽后,傅连暲领导福音医院积极收治红军伤病员,1932年1月创办“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培训60多名红军医务人员。同年秋,应的建议,将福音医院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1933年初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将医院迁往瑞金,成为中央红军第一个正规医院。1932年,福音医院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看护学校”,傅连暲兼任校长,并亲自编写课本教程,带领学员临床实习,为革命军队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医护骨干。 1934年10月傅连暲参加了长征,他以妙手医术保证了、周恩来、朱德、、王树声、邵式平等大批、战士的健康,在军中有“红色华佗”的美誉。到达延安后,历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总卫生部副部长。 由于战争、天气恶劣等原因,士兵的体质下降,传染病的发病率上升。红军采取了多种预防的方法来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红军注意部队和个人卫生,定期清理营房、卫生间和厨房等场所,避免垃圾和粪便滋生细菌。每天都要进行集体晨练,晾晒被褥和衣物,并定时进行消毒。 1931年11月20日,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在瑞金朱坊村宣告成立,贺诚兼任校长。建校伊始,就为学校确立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 长征时期,卫校师生随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两过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不仅边行军、边办学,还担任救护工作。据史料考证,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是唯一在长征途中办学的学校。1937年,红军卫生学校进入延安。1940年9月,经提议,正式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抗日根据地,如晋察冀根据地,华中根据地,自身医疗卫生基础较差,群众医疗条件缺乏,日军军事“大扫荡”后释放携带鼠疫、伤寒等病毒的老鼠与蝗虫,医疗救治和疫病防治工作显得很重要。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4日-1939年11月12日),医学博士,加拿大医师、医疗创新者、人道主义者。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白求恩1938年3月31日,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延安,亲切接见了白求恩一行。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线年11月12日因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献了挽词:“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13日,为纪念白求恩大夫,八路军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938年8月,白求恩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悉心致力于改进部队的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降低伤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把军区后方医院建设为模范医院,组织制作各种医疗器材,给医务人员传授知识,编写医疗图解手册。倡议成立了特种外科医院,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训练卫生干部。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火线救死扶伤。为减少伤员的痛苦和残废,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 毕业证上有陈毅的题词:“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间的桥梁,对人的疗治药物方面是属于自然科学,而精神安慰和救护方面必须借助于革命的社会科学,新四军的医务工作与一般医生不同之点在此”。 解放战争中,广大群众在党中央 “全党全民紧急动员起来,全力完成支前任务,有一分力,出一分力”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等号召的鼓舞指引下,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出现一派前方鏖战急,后方支前忙的壮观景象。有的组成子弟兵团,赴前线承担押解俘虏任务;有的组成担架队随参战部队奔赴战场抢救伤员;有的运输队运输武器装备和粮草等军需给养;绝大部分妇女则在后方磨面粉加工军粮、做军鞋,支援前线,为取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初,莱芜、孟良崮两大战役后,竹庭县担架队受华东野战军通报表扬,被命名为“钢的担架队”。 这些仅为少量史料,其实还有非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可能都已经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但这些历史不应该被忘记,不应该被尘封,应该被更多人看到。